方舟子的Blog

【方舟子按：下面是我答记者问的全文：

我不赞成把这个事件归结为两个药企之间的纠葛。事实上，最早揭露李院士课题组发表的论文有问题的是新语丝的网友，后来陆续把这十几篇问题论文挖掘出来的也是新语丝网友，他们和药企之间的竞争没有关系。祝国光是在新语丝网站见到这些揭露后，才出来炒作此事的。虽然后来事情的演变让人看上去与药企之间的竞争有关，但是，即便揭露者与李院士存在个人恩怨或利益纠葛，只要他所揭露的是事实，也改变不了事件的性质，李院士的论文并不因此就变得没有问题了。

当前国内的学术腐败是与其他领域的腐败紧密结合的，其中就包括经济领域的腐败。其中一个因素是片面强调科技成果要产业化导致的。基础研究通常很难产业化，往往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得到实际应用。即使是在应用学科领域，比如李院士所在的药学，某个产品的实验结果可能并不理想，需要长期摸索，也难以实现产业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产业化的片面追求，在急功近利的风气影响下，就会刺激了造假。

科研人员接受企业的资助做研究，无可厚非。但是科研人员在发表这类研究的成果时，应该清楚地表明他们与企业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比如在论文中注明作者在企业中担任的职务、接受企业的资助情况，以便让读者能够知道他们的立场并非客观、中立，在评判其成果时就会更为慎重。如果刻意隐瞒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不端行为。

产生学商勾结的一个原因是学术地位高的学者，特别是院士，手中掌握的学术权力、学术资源过大，因此企业为了获得国家资助，为了能使产品获得批准上市，也为了推销产品，乐于巴结、讨好他们，所以院士们到处在企业中兼职当顾问。

浙大的处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某些具体实施造假的当事人，并没有得到追究。浙大现在宣称有20篇论文有问题，其中9篇有贺海波署名，由其承担主要责任，那么剩下的11篇论文，该由谁承当主要责任？例如有的造假论文的第一作者是牛泱平，与贺海波毫无关系，而造假性质与贺海波相同，为何他就没事？论文上李院士的签名并非如浙大所说，是伪造的，据我了解，是由李院士授权代签的（因为他主要时间在北京，所以必须授权由在浙大的人代签），既然是经过授权的，就必须承担签名的责任。浙大对李院士不续聘，那不能算是处理。如果解聘，还可算是处理。有的造假论文属于科技部资助的项目，科技部也应该对此做出相应的处罚。】

浙大事件背后：学商关系浮现

2009年03月21日中国经营报

作者: 何勇

3月18日下午，吴理茂仍在浙江大学药学院305室办公，根据3月15日浙大公布的“论文造假”事件处理结果，这位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被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并且解聘。另一位被开除的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海波已经离开，浙江大学也决定不再续聘原药学院院长李连达院士。至此，折腾4月有余的浙大论文造假事件似乎告一段落。

但相关的争论仍在继续。

“浙大的处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某些具体实施造假的当事人并没有得到追究。”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仍表示，浙大现在宣称有20篇论文有问题，其中9篇有贺海波署名，由其承担主要责任，那么剩下的11篇论文该由谁承担主要责任？“有的造假论文属于科技部资助的项目，科技部也应该对此做出相应的处罚。”方舟子说。

据浙大老师反映，浙大有关方面已经悄悄取消了在相关考核中发表论文的硬性考核指标。

而该事件的另一端，涉事的几位学者和几家企业之间的关系却似乎仍在一团迷雾之中。

顾问和企业之间的“纠结”

2008年10月16日，浙江大学药学院收到一封来自中国药科大学药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戴德哉的信，信中直指其以前指导的博士生、时任浙江大学药学院副教授的贺海波已发表的一篇论文剽窃其实验室资料。

但当时的影响力仅仅在圈内流传，事件的升级源于2008年10月23日，以学术打假著称的“新语丝”网站首次曝出“院士李连达学术论文涉嫌造假 ”的消息，指出在贺海波几篇有学术造假内容的论文中都有李连达院士的署名，由于李连达是贺海波所在的浙大药学院的院长，李连达又是贺所在的课题组合作导师，事情由此升级，在一位高调举报者加入后愈演愈烈。11月18日、12月6日，现居芬兰的全欧中医药协会联合会副理事长祝国光向浙大发出两封公开信，指李院士3篇论文造假、4篇论文一稿多投。

而事件至此，仅仅局限于针对论文造假的讨论，随着当事人之一李连达的表态才使得该事件背后的复杂“利益链”得以曝光。

2009年2月5日，李连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责举报自己的祝国光实际上指责动机不纯，这次事件的根本原因出在自己一项即将公布的研究成果威胁到了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利益，该研究结果表明，该公司生产的用于冠心病治疗的复方丹参滴丸有严重的副作用，实际疗效与宣传效果不符，于是该公司试图收买李连达不成，便出现了祝国光的举报事件，对他实施报复和打压，而祝国光是天士力公司的正式员工。

天士力公司对这一说法立即表示了强烈不满，同一天发表声明称，祝国光教授虽然是天士力的顾问，但并非正式员工，李连达的“报复说”也纯属捏造，而李连达攻击天士力其实是为了转移视听，逃避学术造假的社会压力。一位天士力的高管告诉记者，李连达是国内最大的生产“复方丹参片”的企业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研发专家，而该企业是天士力最大竞争对手，李连达的背后其实是其在提供支持，“所以他出这个研究的目的是来打压我们”。

至此，这个“学商” “利益链”日趋“完善”。

而被意外牵扯进来的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于2月6日迅速发布消息撇清关系，虽承认李连达在其旗下的中医研究院任职顾问，但“李连达和天士力之间的纷争与其无关”。同时，天士力也承认祝国光是自己企业的顾问，“祝国光举报李连达是其自己的行为，与天士力无关，由此产生的联想任凭外界猜测”。

至此，一个看似单纯的学术造假事件竟演变成一场商业利益之争。从此事件来看，一方是两家药企——天士力和白云山，一方是两位学者——李连达和祝国光，而旋涡之中的贺海波和吴理茂只不过是连接这两者利益的纽带和矛盾爆发的导火索而已。李连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披露，天士力得知他的研究成果后，多次要求他不要对外公布，甚至要以研究经费收买他，但是没有成功，而在天士力接受媒体的采访中，也曝出李连达曾索要200万元研究费未果因此报复的说法，双方不断地互相进行揭丑指责。

“学商”利益瓜葛待解

实际上，跟政商勾结一样，在当前的医药学界，学商之间千丝万缕利益纠结在一起也是当下学术风气日益恶化的毒瘤，浙大论文造假事件只是把学商利益之间瓜葛推向了台面。

据医药学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向记者表示，李连达在此事件中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据这位专家介绍，2006年“鱼腥草注射剂”夺命事件震惊全国，给很多药企造成严重的损失，事件发生后，很多企业找不到原因出在哪里，究竟是处方错了还是工艺错了。当时有十几家药企找到李连达请他分析原因，但李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而在浙大论文造假事件中，尽管李口口声声说天士力的“复方丹参滴丸”有副作用，这个药到底有没有副作用，副作用到底有多大，这个研究其实是个很小儿科的事情，“从药理学来讲，这个试验也是个很普通的试验，没必要藏着掖着，你可以直接公布你的试验结论，况且“复方丹参滴丸”有无副作用也是药监局说了算，李连达本身就是白云山“复方丹参片”的首席研发专家，以此来攻击对方，这里面就不能排除有商业目的存在。”

据悉，在国内医药产业，企业跟医药学家的关系十分矛盾。很多医药企业为了使自己的新品尽快上市，傍权威、攀高枝。而医学家为了转化自己的科研成果，找企业赞助科研或者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强卖给企业，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竞争。

天津一家知名的药企老总向记者透露，实际上，现在很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既是学术权威又是各方利益的把控者，他们不是这个新药申报评选专家就是那个项目评审成员。企业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利益不惜高价聘请学者作为企业的顾问或产品的研发专家，甚至出钱资助这些学者做科研，而反过来很多学者为了实现科研成果转化或者出于自己经济利益的考虑，又提出了很多不合理的要求，为此很多企业苦不堪言。

这位老总介绍，他们的企业也曾遇到过这样的一位“权威”，开始双方之间关系很好，也有合作，但后来这位学者非要把自己的成果600万元卖给企业，而这位学者的成果又不是很有价值，双方矛盾由此产生，合作也就不了了之。“在当下的医药行业，学商之间的这种矛盾非常普遍。如果真正是为企业的技术、企业的发展提供帮助，我们提供再多的赞助也没问题。但是医学家不应该唯利是图，甚至卷入商业利益之争。”

而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产学研结合对于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是对的，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学商结合缺乏一个健康的监督机制。“科学家应该站在学术的角度上，审视投资人给你的项目是不是对的，而不能仅从商业利益出发。”

尽管方舟子不是很赞成把浙大论文造假事件归结为两个药企之间的纠葛，但他也表示，当前国内的学术腐败是与其他领域的腐败紧密结合的，其中就包括经济领域的腐败。其中一个因素是片面强调科技成果要产业化导致的。基础研究通常很难产业化，往往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得到实际应用。即使是在应用学科领域，比如李连达院士所在的药学，某个产品的实验结果可能并不理想，需要长期摸索，也难以实现产业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产业化的片面追求，在急功近利的风气影响下，就会刺激了造假。

实际上，产生学商勾结的一个原因是学术地位高的学者，特别是院士，手中掌握的学术权力、学术资源过大。企业为了获得国家资助，为了能使产品获得批准上市，也为了推销产品，乐于巴结、讨好他们，所以院士们到处在企业中兼职当顾问。李连达是200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当选院士仅仅三个月之后，即在2004年4月7日，就出任浙大药学院院长。随后，广西医科大学也将其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他开始应邀担任部分企业的学术或者科学顾问，并时常忙于参加一些讲座和活动。李连达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自2004年出任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以后，由于年龄原因，他与浙江大学约定每年只去5~6次，每次5~6天，除了学院事务外，每次仅能安排1天召集研究生开会，用于对他们的选题、研究计划等进行指导，而在其他方面的监督管理很少。